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代言人，还需讨论！
文：王远
近来，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的儒家思想，随着当局的大力推动、宣传，或有去马克思主义，起而代之以儒家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要精神之势态。
我以为：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代言人，还需讨论！
关于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讨论至今还没有定论。
所以，匆忙地将孔子作为代言中华文化的思想是欠考虑的。实际情况也未必那么简单。
儒家的思想我想没有必要再阐述其理论了。如果不清楚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那么，中国对儒家的宣传、推广是严重失败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当一个朝代在它强大或不示弱的时候，则儒家思想的温情脉脉和伦理主义往往是遭到皇权的冷遇或将其坑了的。
然而，在儒家发展史里同样也反映了，在一个朝代懦弱、维持、或遇到内外动荡之时，通常皇权就大行儒家思想，也有阳儒阴法，以儒护权…原因就不用我多说了。
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外和对内的问题。
聆听中国当局在对外问题的表态上，常引用儒家思想。这种态度对于在今天依然以弱入强食为主导的世界，显然是无意义的对牛弹琴。而让我或担忧的并不是儒家理想主义思想，而是这种美好愿望将被误认为实际示弱的表态。
在对内的问题上，儒家思想的推广也不利于民主、科学的发展进程。这种矛盾在清晚期到五四时期就已显现并爆发了爱国革命运动和文化思想的被迫大转移。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国民心态无疑也受到它的深刻影响。
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人视乎很快就淡忘了，而且还以慷慨、宽厚、温情予以回报。这就像善良的牛羊，任人宰割后，还以儒家的境界来麻痹自己的神经。这样的民族不知道值不值得尊重？
历史发展到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儒家的再次兴起，人与人的关系又开始以儒为荣。现实中国社会的儒雅人士、儒商等称谓变得越来越时髦起来。
以儒装点门面
儒家的境界重新为今天的卑劣小人，装点了虚假的门面。
儒家的复活使得表面有涵养实为更阴险、虚伪、毒辣的以儒为处世哲学的人，已经变得更丑陋不堪和更善用权谋伎俩的卑劣之人的面具。我称他们是有境界的一族。这一族，对外瘫痪如泥、对上温顺如狗、对下毫不手软。这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动物…这是一群不健康的异族，他们用儒家来装点虚假外表，掩人耳目，似有蔓延的趋势。
我曾写就《温顺的母狗，它有境界！》一文，主要是丑化这一族的对外境界。
或许我还要写一篇这一族对内的境界的文章。
阅读儒家史然后再阅读一下中国的近代史，我会感触很深…
情意绵绵的理想儒家史在那里，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想，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非儒家的优秀传统文化。
道家：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
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又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和黄老学派。更重要的是道家影响了以后兵家的理论体系建立。
墨家：
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基础：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主张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有赴汤蹈火，以自励志的精神。
法家：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依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法家。
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教育方面，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
名家：
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
阴阳家：
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事物本身具有正反两种对立的转化力量，并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克两大定律，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克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今》，《管子》有人说是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仍保留了阴阳家的材料。
纵横家：
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作品：《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期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兵家：
创始人：孙武。作品：《孙子兵法》、《吴子》、《六韬》、《三略》等
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样去使用武力的学派。
兵家分为兵谋权家、并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杂家：
代表人物：吕不韦。作品：《吕氏春秋》，《淮南子》
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著作因含有道家思想，故有称新道家学派。
由于所述范围所限，不一一列举。中国仅在文献上就有不下12家中国传统文化学派。这些学派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寻找我们的文化优秀传统并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建立文化思想尊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要全面的看待中国文化传统，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发展意义是否事与愿违？或为期过早？这要取决于人类文明的进程。
2010-2-1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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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传统的东西”是什么？
——关于国学争鸣的史料补充
任国征发布时间：2010-01-07 09:39:13 来源：中华读书报
光明日报“国学争鸣”栏目刊发了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先生的《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和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国学”版12月7日)，针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泽华先生的文
光明日报“国学争鸣”栏目刊发了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先生的《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和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国学”版12月7日)，针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泽华先生的文章《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历史教学·高中版》2009年第10期)进行商榷，很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下简称前文和后文)。
在岁末之际，两位名家关于“国学问题”正面交锋而且观点相反的讨论，在国学界乃至学术界十分罕见。若能深入地良性地探讨，定能促进国学研究的推进，成为一件学术盛事。这两篇文章，前文针对后文提出反对，偏向于文化角度；后文针对时下国学热提出质疑，倾向于历史方法。
但两篇文章有个明显的交汇点就是如何认定“国学传统的东西”：两篇文章提到的“二三十年代”(前文)以及“五四以来”(后文)正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前文)以及“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后文)正好是那时国学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两位先生的文章课题较大，如立场、态度、质疑，而对于“国学传统”并没有具体内容，致使讨论基础薄弱，立论说理空泛。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文化史和现代历史学有两大重要文献：胡适撰写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和傅斯年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胡适主张用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傅斯年主张“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现在根据这个研究国学的方法和意识，认真整理一下相关的史料。以期回答两位先生提到的“国学传统的东西”是什么？也可供更多的国学研究者作为基础文史资料参考。
其实，五四以后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义解释，代表是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的总结性论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王观堂挽词序》)，他在1931年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时，指出在国文教学时“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具体说来是：
第一，传统文化偏重于建章立制、感化教育。
建国之肇，立法为先。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司法院长、耶鲁大学民法学博士王宠惠在1929年提出“自司法院独立以来，司法独立之真精神，甚为一般民众所注意”，“而其总因，则实由于军阀专横，对于司法事务，或漫不加意，视为具文；或恶其害己，时加蹂躏”，“顾念责任所在不能不确定司法改良之方针”(《法律评论》第6卷第21号)。之后，他又主持指定第一部刑法，使文化精神在法制范畴有了实践。
文化的功能进一步拓展，由关注“精神文明”转变为引领社会风气，重视感化教育。1933年丁文江针对日本侵略国民的社会觉悟问题，提出了“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抗日的效能和青年的责任》，《独立》第三十七号)。
在抗战期间，文化的视角更深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如萧公权在1947年，《大学生的抱负》中说“当时学风颓弊，大可忧虑”，“‘腐化’与‘恶化’，腐化的青年人沉湎于社交、娱乐。恶化的青年人投身于妨碍学业，影响治安的活动”。(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文化性在社会领域“责任与担当”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
第二，传统文化倾向于自省自立、自主自强。
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类战争频繁，军阀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促使国人审慎地看待传统、历史、文化等问题。经过比较鉴别后，文化倾向于自立自强。如傅斯年在抗战两周年之际著文：“我们民族充分表现其伟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以后的中国历史，要比四千年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光荣伟大。所以这次大艰难，已是缔造将来的大光荣的基石”。(《傅斯年选集》)
再联想到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的论断，可见文化自豪感逐步增强，以至于王云五在1944年详细论证“日本的文化本由我国东传，久而久之，我国随时代变迁而不甚使用者，日人却继续使用”(《新名词溯源》，王云五著《旧学新探》)。
随着文化民族性地增强，国人对于民权问题逐渐融入文化的内涵。胡适《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胡适著《丁文江传》)
第三，传统文化注重于融合中西、发扬光大。
首先，政界认为应该在科学领域赶上西方。在抗战期间，王宠惠在刚任完外交部长的1943年撰文，再次认为“战后之文化建设，绝非某一种文化推行于全世界”，我国“道德之修养，为发扬我国固有文化；而科学之运动，乃对西方文化之迎头赶上”，这样“我国数千年悠久之文化，必将对新时期的文化有重大贡献”。(《文化建设论》，《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一号)
其次，教育界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必须学习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如蒋梦麟抗战期间写了《西潮》一书，书中说：“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再次，学术界则认为，若未来不加以融合，外来文化在中国将不会发挥作用。陈寅恪在1931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认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真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我们自古就有“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文典研究传统。胡适的历史考证法是“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对于我们这次国学讨论(包括两位先生)的启示是：先不要忙于国学的“立场”和“质疑”(如新文化的“中国道路”或文化的“价值判断”)，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多找国学史料，沉下心来多做基础性工作，然后再谨慎合理地探索“国学”结论。